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专题研讨会16日在京召开。与会专家表示，未来中国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改革开放，需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，激发企业活力，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，发挥人才红利，推进改革进一步深化。
外部不确定性增加
“改革开放40年来，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锐意推进改革、扩大开放，主动融入世界经济，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。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表示，中国过去40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，未来中国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改革开放。
“今天的改革是收益大于成本的，是有强烈需求的。改革是为了释放改革红利，保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。”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认为，改革的紧迫性是巨大的机遇，改革的动力越大，克服阻碍的力量更大，中国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阶段。
“在过去多年中，中国采取了渐进、双轨的改革进程。在这过程中，中国对于老的、大规模的国有产业提供了渐进的支持，以这种方式，一方面实现了经济稳定，另一方面实现了经济增长。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表示。
“在转型的过程中，出现了一些扭曲的现象。随着经济的发展，中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。”林毅夫说，中国已经采取了上百个相关举措，以彻底消除这种扭曲，但这也需要时间。即使中国执行所有计划，新的问题仍然会出现，结构性问题将仍然存在。正因如此，中国必须有这样一种态度，即改革永远在路上。
李伟称，经过40年的努力，中国经济面临的匮乏、贫困、短缺问题，即“有没有”的问题总体上已得到成功解决。而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包括，受结构性矛盾的影响，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压力较大;受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，资源环境的压力日益增强;受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难度不小。特别是今年以来，各国经济复苏步伐分化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明显增加。
保持民营经济活力
“现在有一个热议的问题，就是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相互关系。”中国(深圳)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表示，在国有资本较大、民营资本较为薄弱的情况下，应当思考“用活”国有资本，使民营经济保持活力。
樊纲指出，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同，对自己的风险负责。下一阶段经济发展要更多依赖自主创新，而创新具有一定风险，需要企业家的风险精神，需要民营企业承担风险的机制。
樊纲建议，可以继续发展优先股制度，或叫AB股制度，国有资本可以投资，但不要因为投资而把国有企业的管理机制带到民营企业中去，让民营企业能够保持活力，承担自身风险。
在蔡昉看来，激发企业活力，要减轻企业负担和创业成本。“对大企业、国有企业，我们习惯于放心支持，但是对新兴企业容易担心风险。在转向高质量发展时，需要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，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归根结底是优胜劣汰的结果、是‘创造性的破坏’。如果不肯冒风险，最后的结果是该进来的不能进来，该退出的不能退出，就不能达到效果。”
从产权制度改革的角度来看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认为，一方面，要完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，改革国有资本经营体制。国资委要向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充分授权，两类公司要向其出资的企业充分授权，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企业，拥有完全的国有资本经营权。另一方面，要完善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制度。国有企业的财产权不可侵犯，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。要废除对民营企业歧视性的法律、政策和监管。
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
“当前已经进入改革开放全面深化的时代，是改革开放‘啃硬骨头’的时代。要以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，加快经济体制改革。”杨伟民认为。
具体而言，杨伟民表示，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有八大重点。一是深化市场准入改革，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，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。二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，除极少数超大城市、中心城区外，其他城市户籍都应该放开，条件成熟时，逐步实现户籍、居住证、身份证的三证合一。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，继续推进利率和汇率等资金价格的市场化改革，使资金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领域。四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，降低宏观税负，建立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，减少专项转移支付，废止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。五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，减少政府投资比重，减少政府主导的各类产业基金，政府投资集中于公共服务和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建设。六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，建立以企业为主体、市场为导向、科研人员可以自主决定科研成果转化的体制。七是深化价格改革，加快放开土地、资金、房地产、电力、石油、天然气等价格。八是深化上市制度改革，打破行政性垄断，防止市场垄断，对国企、民企、外企要实行同等程度的监管。
对于供给侧改革，蔡昉认为，需改善劳动力供给和配置。目前，还有大量劳动力没有挖掘出来。同时，劳动力重新配置还能带来资源的重新配置效率，是全要素生产力一个重要源泉。同时，人力资本提升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。当前在教育和培训领域改革空间非常之大。一方面，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和相应的发展阶段其实还有差距;另一方面，通过消除教育的不公平性，可以改善教育的质量和数量。也就是说，人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实际水平的提高将显著提高人力资本，改善未来的经济增长质量。